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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确认的实质性要件

文章来源:admin    时间:2021-11-27

  

【精品案例】

  2001年12月,王某春、王某义、王某仁和沈某建共同登记设立了百*陶粒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百东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工商登记载明,王某春出资8.716万元,占出资总额的17.3%;王某义出资19.784万元,占出资总额的39.57%;王某仁出资16.5万元,占出资总额的33%;沈某建出资5万元,占出资总额的10%。2002年1月,百东公司向已登记股东出具“入资收据”。同时,百东公司向原告张某林出具《收据》并载明:“今收到张某林交来股金款10万元”,落款时间为2002年1月20日。同日,百东公司向股东王某仁等人出具的《收据》内容与向张某林出具的《收据》内容一致。

  据查,百东公司成立时的实际出资情况与工商登记存在差异。真实出资情况为王某义出资10万元;张某林出资10万元;王某仁出资10万元;沈某建出资5万元;王某春出资为汽车一部,经评估折价为8.176万元。但百东公司进行注册时未将张某林登记为股东。后沈某建将其股权转让王某义,王某仁将其股权转让给张某林,百东公司对此均未进行变更登记。

  2006年1月起,张某林负责百东公司的经营。2006年8月4日,百东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张某林亦以股东的身份参加了股东会。2008年3月,张某林获悉工商登记中未将其载明为股东的情形后遂将百东公司涉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并责令百东公司办理相应的股权登记程序。

  审理中,对本案实体问题的认知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百东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没有登记张某林为其股东,但是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张某林在百东公司成立时出资10万元。张某林依法出资,即应依法享有股权。因此,张某林请求确认其股权并由百东公司进行变更登记的主张成立。百东公司抗辩张某林在公司成立时没有出资,10万元系借款并已偿还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百东公司制定的章程中,记载了公司股东的姓名及出资比例,并在工商机关进行了备案,对公司内部具有约束力,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张某林既未签署公司章程,亦未被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记载为百东公司股东,故其不具有百东公司股东资格。张某林所持百东公司开具的股金款收据,不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对出资证明形式要件的要求,不能作为其原始出资凭证。故张某林要求确认其为百东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法义精研】

  在本宗投资法律关系与股东身份确认纠纷案例中,涉及到对未经工商登记但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隐名投资者之股东身份的确认和登记“显名化”等法律问题。

  “隐名投资者”一般是指隐藏于显名股东之后且具有真实出资行为的投资人。众所周知,隐名投资具有重大的法律风险。隐名投资如果是在投资者“明知”和“自愿”的情形下而产生的,则此类法律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如果是因公司登记程序的过错而导致其无法显名的,则公司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无论如何,具有“出资”意思表示且有真实出资行为的隐名投资者均有权随时通过行使“显名化”权利而获得救济。“显名化”并非仅为显现其名称,而是一种寻求以苏州要账司法途径来确认其存在投资法律关系和具有投资者(股东)身份的权利。由于该类请求权所针对的直接相对人有可能是公司、联营企业、合伙企业或是其他投资经营性组织,也有可能仅在隐名投资者与显名股东之间解决双方的利益纷争。根据股权与合同制度的基本原理,当隐名投资者要求确认其与公司等经营性组织之间具有投资关系时,则其争议的性质是股东身份权纠纷;当隐名投资者要求确认的仅是其与显名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委托、信托等投资关系的,则属于投资合同权利纠纷。因此,股东身份确权(隐名投资显名化)纠纷与投资合同法律关系并不完全重合。

  隐名投资者的本质特征就是其未被记载于工商登记中,但其在公司内部则有可能是一种在事实上得到“认可”的投资主体。“认可”的表现形态在公司实务中比较繁杂,较为典型的有股东名册的明确记载、直接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从公司直接享有投资利益分配权、构成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存在内部投资协议或安排、其他股东及公司本身对其投资法律关系完全明知或推定其应当明知以及公司对隐名投资者已经形成默认等。应当说,此类情形下的“显名化”权利即股东身份权最易被确认和实现。只要投资者主张此种权利则公司负有完善登记的义务,从而将其确认为完整意义上的“股东”。当公司拒绝履行其登记义务的,隐名投资者有权诉诸司法途径寻求确认。

  本案中,张某林主张与百东公司之间具有投资性质的法律关系应该说在证据方面是比较充分的。因为张某林不但有实际出资事实,而且长期以百东公司股东的身份在公司内部参与经营活动,百东公司的显名股东不仅完全明知这一情形,而且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授权其经营公司,并且在有关股东会决议中为其本人的股权利益分配作了明确的协议安排。因此,这种股东身份的确定性是无可置疑的,故本案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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